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忙在手中 闲在心上

职场生活养心笔记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 
 

最美的感觉在童年  

2007-04-01 09:43:16|  分类: 职场养心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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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我是在豫东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里长大的。

    在学生时代的作文里,我曾经把生我养我的这个小村庄比喻为“鹌鹑蛋”。至今为止,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最贴切的比喻。小村不大,从外边看去有着淡淡的灰色:村里的老房子是灰色的,村头那棵老树苍虬多筋的枝干是灰色的,老树下一群会讲故事的老头衣着是灰色的,脸色是灰色的,脸是皱纹里的的尘土是灰色的,就连胡须也是灰白色的。会讲故事的老头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,尽管他们讲的故事多是陈年旧事,不再有时代的鲜活,却褪不去他们对人生对社会那种淳朴的认知。我从他们的故事中走出来,就再也隔不断一个或者一群小人物对沧桑历史的血肉联系。

    我爷爷就是老树下一个很会讲故事的老头。他字写得好,画就更出色,他的画能卖五块钱一张,许多人买去挂在自己家的堂屋里,他的画是很多人家舍得花钱买的惟一的纯文化消费品。

    爷爷是一个很古板的老头,他每年写的对联也是多年不改的文字:第一等人忠臣孝子,头两件事读书耕田。

    由于受个人成长经历的影响,我在中学时代就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,成为校园里小有名气的“乡土作家”。需要说明的是,我中学时代是跟着当老师的舅舅读的书,舅舅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严厉的长辈,他也是最反对我在中学时代就积极搞文学创作的人。他教导我,作学生就应该好好学习,创作是上大学以后的事,中学时代就搞创作,是典型的不务正业的表现。在这样的“严酷环境”下,我所有的写作都是偷偷完成的。这样我给自己的定位也不是一个好学生,尽管在舅舅的严厉要求下,我的学习还不是太坏。我成了足球场上的田径运动员,成了不务正业的典型代表,学习并不出色,创作成果却成了当之无愧的第一名。

    有的老师好心的对我舅舅说,广森原来学习还不错,曾经得过学校数理化竞赛的前几名,现在却让文学坑害了。

    出乎我舅舅预料的是,在我高中毕业的19923月份,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我文学方面的成果,提出要免试录取我。我也永远忘不了1992429日,那一天我拿到了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51日,我把喜讯报告给父母,然后陪父母去田间割麦子。

    村里一位一辈子都没有找到媳妇的邻居对我说,你考上了大学,你要考不上大学的话,你种地也能种出好样的。我发现你做事很用心,只要用心,干啥事都能干好。

    这位邻居我平常接触并不多,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跟我说出了这么一番话,让我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位好心的邻居。他因为成分高年轻时错过了找对象的机会,单身至今。在农村,如果家里没有女人,很多事情都不方便,我这位单身邻居不但学会了煮汤做饭,缝缝补补,而且,学会了纺线织布打毛衣,他与女人一块干女人的活,并且水平不在女人之下。只可惜,由于农村很多封建思想的因素,像他这个年龄的女人不愿再嫁,他也只能单身。“只要用心,干啥事都能干好。”可能也是他的经验之谈,对我也是一个鼓励,我对这句很质朴的话也一直铭记着。

    在我的中学时代,与我有深交的还有一位县委宣传部的部长。他是县委领导,也是我当时认识的最高级别的领导干部。由于都是文友的关系,我俩一直以兄弟相称,他在我的第二本作品集《可以想象它涩》里,这样谈到对我中学时代的印象:

   “他中等个,青年头,戴副眼镜,说话文绉绉的,看出是对文学痴迷的一类。每次见面,都谈好长时间,谈得很投机。期间,我不止一次以兄长的口吻劝他,现在,起码是现在,不要对文学太痴迷,以免误了你的学业。考不上大学,当地球修理工,去面朝黄土背朝天,又会影响你的文学创作。自以为出于好意,话中也有道理,广森是能够接受的,至少是口头上表示接受。可是再见面还是谈文学,我才知他并未接受我的劝告。古时有个塞翁失马,安知祸福的故事。又一次见面,知广森高中尚未毕业,便因文学创作成绩突出被一所国家重点大学免试录取了。庆贺广森文学创作有得,更感谢这所重点大学师长的慧眼。广森到山海关外上大学前夕,县里召开文学创作笔会为他饯行。我提议广森发言,就寻问他文学创作能搞得好,学习成绩却总搞得不那么好。广森笑笑,翻翻眼珠瞅我,那意思似乎是这问题提得极尖锐的。沉思片刻道:文学对我好比一颗坏牙,坏牙存在时有一种不舒服的痛,拔掉那颗坏牙又感觉有一种空洞的痛。课本能放得下。写作却放不下。我和广森是同路人,便对广森的坏牙说印象特深。”

    上了大学,我接受了很正统的中文系的教育,得到名师的指点,使我的创作很有进步。除了在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发表作品外,还及时出版了我大学时代的作品集。乡土文学大家刘绍棠先生曾面对面地对我指导,并为我的作品集题词:“中国特色,民族传统,时代精神,劝人学好,引人向上。”由于健康原因,这可能是绍棠先生最后一次给后生的作品题词勉励。

    我的大学老师对我的学业还比较满意,基本的评价是:学习也好,创作也有成果,挣钱也多。说我挣钱多,是因为我大学以年级还吃贫困学生的补贴金,之后,成功实现了以文养学,并成为按月向税务局纳税的人,并在大学毕业前夕,给远在农村的父母盖了一套新房子。

    大学毕业前夕,我参加了高检院组织的招收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考试。

    说实在话,当时我对检察机关知之甚少。我只知道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,具体什么职能、怎么监督我就不知道了。就在我对检察工作懵懵懂懂的时候,却碰到这样一个作文题目:《求职随想》。现在作文的原文早已记不得了,但主要内容还记得一些。我记得当时我在作文里谈了两点想法:第一,找工作我只找了这么一家,那时还不能说明我对检察事业的忠诚,我只是想到了一个《歧路亡羊》的寓言故事。故事说,一户人家丢了一只羊,便发动全家人都去找,要找的路很多,大路上不断地叉出小道,小道上又叉出小道,不知道他们家的羊究竟去了那条道,路很多,也就等于没有了路,所以他们无法把羊找到。我找工作只找这么一家,就有了明确的方向,不会因为路多而迷失了自己。第二,法律是对一个社会人最基本的要求,是人生下滑的最后一道底线。犯罪是各种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,打击犯罪,就是要排除影响社会发展的种种障碍。我愿意到检察机关做宣传工作,研究犯罪,关注犯罪,通过自己的工作,减少犯罪。

    19967月,分配到检察机关工作后,我时时提醒自己,要好好工作,一定不要因为写作耽误了工作,一定不要再做足球场上的田径运动员。

   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:上班干工作,下班做文章。读书与写作,是一个习惯过程。有人说,“三日不读书,出口不可与之语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写作也是一样,三日不写作,下笔必生涩。写作的进步,如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。一旦不能停下来,行文将必不再流畅。参加工作几年来,在完成领导交办任务的同时,我出版的《中国打假调查报告》、《中国缉拿在逃贪官报告》很快成为畅销书,并受到很好的宣传效果。

    我现在是中国检察出版社的编辑,主持法制文学类图书的选题策划与编辑工作。作为专业出版社,开发法制文学类图书的选题是一个并不轻松的工作,面临的任务有两个:一个是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;一个是培养系统内的作者。应该说,约知名作家的稿子,是培养出版社经济增长点最近的一条路,可惜我们还不具备相应的实力;培养自己系统内的作者,又很难保证图书的畅销。怎么办呢?如何盘活检察宣传资源是我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。

    从商业的角度讲,一个新项目的开发,一般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:其一,垄断的资源;其二,最前沿的新成果;其三,同类产品中价格最低。中国检察出版社推出法制文学类图书,应该说已经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:其一,检察机关有独家的宣传资源;其二,检察机关掌握最前沿的犯罪动态和办案成果;其三,同类产品中价格最低,这只是一个营销策略问题。

   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讲,检察机关具有丰厚的创作土壤,检察工作具有培养作家的充分条件。

    作家为了获得创作的激情和创作的灵感,必须有意将自己置身于极端的、甚至是反常的生活环境中,去获得为创作而必备的生命体验。恕我直言,“专业作家”或“纯文学作家”由于长时间远离这样的生活,他们的创作越来越私人话,作品总也摆脱不了浓重的自恋情节。

    检察机关的工作是最适合作家成长的生活环境。检察官们能够在工作中体验到生命的各种极致境界:大喜大悲,大善大恶,欢乐的顶峰和痛苦的深渊,文明的灵境和浑浊的地界,爱的销魂荡魄,欲望的放纵,扭曲的灵魂等等。这种常人所难以亲历的工作环境,为检察官们拓开了广阔的现实和理想的生活空间。

    经社里支持下,我决定推出“半纪实,半虚构”法制文学系列图书。该系列图书的定位是:真实再现大案要案,艺术演绎真情故事。追求的宣传效果是:高扬法制旗帜,传播法治观念。要求作者在创作中,以纪实的手法,关注现实社会,深入办案一线,真实再现大案要案。因为许多侦查手段是保密的,还有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等方面的内容是不适合宣传的,就要求作者艺术演绎,充分展开艺术的想象力,为纪实文学作品插上艺术的翅膀,追求雅俗共赏。

    我相信通过“半纪实,半虚构”法制文学系列图书的推出,一定能为检察机关培养一批有影响的作家。

    我愿意为培养检察机关的作者做一些工作,我自己也愿意成为一名热爱检察工作的作家。

    在工作中,我坐早晨第一班地铁上班,坐地铁时阅读,上班前写作大约一个小时,然后精力充沛地工作,体验工作带给我的每一份欣喜。工作,让我充实;文学,让我飞翔。可以说,没有工作,就没有我的文学。

    就生命状态而言,一个人总是活在现实中,同时又活在梦想中。现实,是纪实;梦想,是虚构。

    有人指出,人的生活有三种层次:第一,是物质生活;第二,是精神生活;第三是灵魂生活。工作本身就是最丰富多彩的生活,既物质生活的成分,又含有精神生活的成分。文学,是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生命体验,稍浅的文学是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,深刻的文学则触及我们的灵魂。

    抱着体验生命的激情去工作,是我生命的纪实;以超越现实生活的勇气去搞文学,我生命的虚构。

       张爱玲在作品中谈到这样一个观点:男人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,一个是他的白玫瑰,一个是他的红玫瑰。一个是圣洁的妻,一个是热烈的情妇。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,至少两个。娶了红玫瑰,久而久之,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,白的还是“床前明月光”;娶了白玫瑰,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,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。

    我愿意剖开性别因素来看待人生: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与梦想。现实是白玫瑰,梦想是红玫瑰。对于从骨子里爱着工作和文学的我而言,我愿意说,工作就是我的白玫瑰,文学是我的红玫瑰。

    工作和文学都是我的事业,除了事业我还有我的生活。我已经成了家,并且是户主。家庭成员是,妻子和女儿。

    因为是户主,我提倡全家家庭作风民主化,真正把法律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落到实处。有了女儿,就有一个姓名问题。我和妻子都姓李,我就劝女儿也姓李,女儿当生下来可能还不懂得我说的是什么意思,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,这样,从程序上已经得到了她的认可。为了显示公平、公正、公开,我提出我和妻子每人取一个字作为女儿的名字,妻子同意了。妻子叫梅,梅字前还有一个限定词,意义不大,我叫广森,有实际意义的字是森,梅和森的实际意义都是绿色植物,我给女儿取了一个“墨”字,“墨”由黑土组成,可以与绿色植物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。妻子说,她要给黑土浇点水,便取了一个“涵”字。女儿的名字李墨涵产生了,报到派出所,取得了法律的支持。

    女儿个把月的时候,就表现出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审美标准。由于她还不会说话,她的审美标准我们还把握不准,只能通过她的好恶来猜测:有的玩具她看都不看,有的玩具却爱不释手。这给我们给她买玩具带来了很大的困难,我们对一种她没有见过的玩具作出她是否会喜欢的判断。为了不至于造成不必要的浪费,我提出由女儿自己去商店挑选自己喜爱的玩具。妻子接受了我的建议,我们便抱着满月后的女儿去商场买玩具。可以说,此后给女儿的任何玩具都事先征求过她的意见。这样,从原则上保证了女儿的任何玩具都是或者曾经是她的心爱之物。

      只有自己作出的选择,才是最好的选择。这是女儿给我上的生动一课。

 

 

 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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